两个观点。
先谈一下钱穆先生的观点。
一，通过“学术”直接影响政治，即“学术”指导“政治”，钱穆先生的观点。
《晚学盲言》十八“政与学”篇有言：
“中国政学合。秦汉以下，政治以学术为向导。全体政治人员，自宰相一下，皆出于学。先有察举制，后有考试制，为之做规定。王室在政府之上，乃亦同受学。政治在中国，可成为一种学治。”
二，通过学术间接影响政治。即学术影响传媒，传媒再影响公民，公民来影响政治。我假设这就是西方社会的特点，应该误差不大。
曼纽尔·卡斯特有言："科学家要做的是和传媒联合起来改变公民的态度，再通过公民让政府改变态度。"这里的所谓科学家，自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，后者尤重，毕竟卡斯特先生自己就是社会科学家。
中国秦汉至清末，学术要直接指导政治，莫过于出仕为官。中国古代的政治家，很多都是大学问家，例子很多，这里不举。子路说“不仕无义”。钱穆先生说：学者可不仕，但不当学不通政，故必以经史为学。
“国家兴亡，肉食者谋之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顾亭林这句话，是说给读书人的。只有学林之士，才有匹夫而负天下兴亡之责的魄力和心胸。
再说西方。
假如中国古代是学人政治，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可谓多数人政治了，影片《少数派报告》的要义，也是错误多数对正确少数的压制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。
钱穆说：“（在西方）学人亦间有对政治有主张，终为少数，不如工商业人有切身厉害为多数。学术仅能影响工商业，再由工商业影响政府。”
我对西方政治没有什么研究，有高人对钱穆先生的话有不同观点的话，欢迎赐教。自然，我也知道西方有不少的智库、研究所，专门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。这里，我假设钱穆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，那么，学术如何影响工商业呢？
简单的说，传媒。
这也是西方大力鼓吹“新闻自由”的原因所在。托马斯·杰斐逊认为报纸是政府的第四部门——报纸时刻准备批评行政、司法和立法这三个部门。而支持报纸的力量，如果不是可能影响其客观性的政府资助的话，就只有广告了。“没有广告自由，新闻自由是不可能的”（保罗·莱文森，《数字麦克卢汉》）。想要影响工商业，又要接受工商业的支持。二者关系最极端的表现，就是大公司对社会舆论的操纵，比如烟草公司对烟草与健康，牛奶公司对于奶制品，农业公司对于转基因食品。被工商业力量操纵的舆论，其影响政治的后果可想而知。
传媒当然也会被政治力量所利用。早在托马斯·杰斐逊竞选总统时，报纸就已经成了政党间相互斗争的工具。当然，被利用的新闻在自由竞争中的表现，和只有一个声音的新闻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中西方政治与学术的关系，最大差别大概就是这些了，至少是民国以前的中国与西方。
好了，现在提问题：
当代中国，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
如果政府有必要变得更好，中国古代的“学术”指导“政治”现在是否还行得通？
西方的办法是不是比我们的好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能采用西方的办法吗？中西结合好不好，可行不可行，如何操作？
想一下中国政治的现状，问自己政府是否有必要变得更好。
想一下学术界的现状，知识界的现状，新闻界及出版界的现状，问自己中国或西方的办法现在是否行得通。
再想一下“正龙拍虎”、“躲猫猫”、“北京来的怪叔叔”、周久耕事件，以及草泥马运动，问自己这个国家的在如何变化，未来会怎么样。
博文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