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二, 四月 03, 2007

关键还是实事求是

某种意义上,在中国谈论政治,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和脑袋发热的愤青做的事情。
不谈论是有理由的,其中两条是:一,基本上,我们能改变的不多;二,我们知道的总是不够,常常谈到最后会发现,谈论的不是政治而是我们脑中的观点,尤其是偏见。
网络审查对站长的威慑,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,实际上,也是我写上面这些字的原因。
也许我过虑了,你仔细看就知道,我谈论的是《物权法》呢,而不是政治。


建国
58年来,毛泽东主席提出了"实事求是 ",邓小平加上了"解放思想 ",江泽民主席加上了"与时俱进 "。改革开放29年来,我们的思想解放了,来了蜜蜂 也来了苍蝇;我们也与时俱进了,好的方面不说,不好的,单看中国举世闻名的网络长城,就知道在网络审查方面,我们无疑是走在世界前列的。

但我们做到实事求是了吗?没有。

一个从今年两会上流行起来的
顺口溜,就是明证――"村骗乡、乡骗县、一直骗到国务院。国务院下文件,一层一层往下念,念完文件进饭店,文件根本不兑现。 "

这是什么?官僚主义?中国特色?潜规则?从更广泛的层次讲,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提法更准确:
体制性虚荣――
"在这种虚荣文化中,首先将自己置于一种绝对正确的位置上,而将承认错误、弊端看作是一件有辱尊严的事情。……为了维护这种虚荣,不仅经常会做很多无用功,甚至会排斥对所面对的情境和问题形成的正确认识,严重时会丧失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"
  
必须承认,中国人,尤其是执政的党,有着极高的理论水平,关于怎么做事情的道理懂得很多,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,大多数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的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的社会也稳定了许多,偌大的中国,也已经是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。客观来讲,这也是为什么一部《物权法》,可以从提出到通过, "13 年磨一剑"。我们也大致可以信任《物权法》起草班子的法学理论水平,相信他们不会拿出一部理论上自相矛盾,背离人民的法案;草案公示以后的民间意见,也在 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其公正程度。

所以,我们不必去过多质疑《物权法》本身,我们更该注意的是:这部法案,面对中国的体制性虚荣,从法院到剧院,从天安门广场到河南农村的乡间地头,从一纸美好的愿望到实实在在的权钱利益,它究竟能走多远?
  

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的话,让我这么问:我们的政府和人民,对于源远流长的体制性虚荣,究竟是什么态度和做法?
  

我们应该看到好的一面,包括孙立平教授提到的,温总理对于腐败的态度,周济部长对于教育工作缺点和不足的检讨,周生贤局长对于环保指标未完成的鞠躬自责,
等等等等。这样的政治风格,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,这表现了一种 "勇于正视现实和问题的勇气",以及 "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问题的开阔思路"

不能回避的是,我们还有不好的一面。要论证一个命题的正确,我们要有严禁的推理,要论证其错误,只要举一个反例即可。

"
史上最牛的钉子户"事件,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。在一个和谐社会, "钉子户"事件的发生,本身就是一件离谱的事;首度曝光之后不久,传统媒体的一度集体失声,就更是荒唐了。离谱的事情发生了,说明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还不够开阔;荒唐的一面,则表明了我们的勇气还不够。

与其说" 史上最牛的钉子户"是对《物权法》的一次考验,不如说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和勇气。

在寄希望于开明的政治家的同时,让我们乐观的理由,还有市场的力量,和技术推动的变革,尤其是互联网对个人话语权的释放和扩大。和传统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328起,
知名博客写手周曙光亲赴重庆,用博客来报道最牛钉子户事件,几天内反响巨大。至于结果如何,我们目前也只能拭目以待。


明的政治家,不可阻挡的市场力量,以及技术的推动,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,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实事求是的国家。解放思想,与时俱进,都是重要的,但实事求
是才是关键的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做基础,结果将会是可怕的。只有抵制了体制性虚荣的影响,《物权法》对财产的界定才有了意义存在的根基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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