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五, 二月 02, 2007

北下杂感

我先写下一些大的思考。

当我和中国的大多数,在低廉票价的火车硬座车厢里,在开在家属院内的网吧里,在接近他们的时候,我清楚地他们的生活,和我的很不一样。他们,是大多数,和整个中国比起来的大多数。我不知道那些和我生活差不多的人,他们占多少?他们的经济能力,在整个中国处于什么水平?而这些贫穷的大多数,在中国又意味着什么?

这里的意味,是指,从商业的角度讲,这些贫穷的大多数(实际上,他们并不是那么贫穷,只是,他们有着更加有限的开支,更加高昂而艰辛的付出,他们的付出和所得比起来,使得他们的状况,显得那么贫穷。——这样的话,又引入另一个问题,对农民,以及和农民类似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,他们是否可以得到公正的待遇?如果不可以,我想,这样下去,他们会不愿意承受的,不是他们受不起压迫,是他们受不起同样是人的,那些轻易得以享受的人的特权——这种“歧视”,差距,以及由此诱发的心理优越感\压抑感,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),他们是否是一个需要被满足的大市场?如果是,是一头饥饿的肥猪?还是一只勉强果腹的其肉酸不可食的村猫?(这里,请滤去比喻的感情色彩,没有丝毫的恶意想法)

我需要看一下一本书——《金字塔底层的财富》。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我的思考一个路径和参考系,对中国的情况做出更严谨的回答。

然后,我们来谈一下,这样的大多数,从文化的发展角度来讲,意味着什么。我的意思是说,这些人的选择,会在多大程度上,决定中华文明,不,中国文化的走向。他们的选择,是否会决定中国文化的发展?如果不是决定的作用,那么,他们在中国文化的前进与发展上,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?昨天傍晚,当我坐在返回家里的公共汽车上,身边是一个5岁左右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,他们从焦作市区购置了一些庆祝圣诞节的小东西,其中包括一棵价值5块钱的小圣诞树。

我想起那些在日本漫画里成长起来的一代(他们,我们,被习惯简单思考的媒体舆论贴上“80后”的标签)。在城市里长大的他们,是我的同代人,只是,他们的童年,有着太多多啦A梦、樱木花道等等角色的痕迹。他们性格一个层面的代表者,是郭敬明。在一本书里,作者把他们成为“独”一代。他们是现在的大学生,当下消费的先锋队,将来的主力军;除了消费,他们还代表着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,文化选择,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国家地位,经济力量。(当我们从民族国家之上考虑时,他们的影响力,还将扩大到整个世界,尤其是当网络和经济交流把麦克卢汉的“地球村”概念变为可以触摸的现实的时候)。

对于已经成长起来的这一代,我们可以做些什么?

同样,甚至更为重要的是,那些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崛起而一起长大的、生活在农村的大多数孩子,他们会变成什么样?

教育,会在其中扮演,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从个人角度讲,对于现在的学校,小学、中学,大学,我不是特别放心——这更多是一种个人的、不甚可靠的感觉而已,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历史上有过一代人,因为年幼时国民教育的失败而走向整体性的堕落和失败。

草成于2006年12月17日,焦作乡下的家中,时值离京南下,奔赴遵义之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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